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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郑渝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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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“励志”故事又来了。
《钱江晚报》4月24日给出了一篇报道《放弃50万年薪！浙江姑娘辞职冲上热搜第一》。
报道介绍，一位浙江姑娘几年前毕业后，进入温州一家大型国有银行支行工作，被分配到基层网点，从柜员做起。网点早上8点半正式对外营业，所以柜员通常7点多就要到。网点营业期间，工作十分繁忙。而到了网点营业时间结束后，柜员还要参加“夕会”，再整理好当天的现金、凭证和回单等。
报道说，之后，这位浙江姑娘跳槽去了一家城商银行。通过到处发传单、摆摊、扫楼办卡等辛苦付出，拿到了了50万元的年薪。但在此后，银行就给出了更高的任务指标。报道还提到，这位姑娘曾经工作的银行网点，考核十分严苛，一旦员工出错，比如叫号之前要举手示意，如果忘记做动作或者动作做慢了，就要被罚款。这最终逼退了这位姑娘。
最近各大银行近期陆续公布了2022年年报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中国银行这四家国有大行的员工总数，较2021年末减少了约8200人。
银行员工减少，有很多原因，比如，社区网点和理财中心增加，传统的综合型网点减少，这就涉及到员工的结构性调整。比如，社区网点其实是可以通过劳务派遣来完成人员配备的，而理财中心对接高端客户，很多销售和服务工作也是传统的柜员所无法胜任的。这也意味着，很多银行的员工总数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人员变化的特征，一加一减之间，其实换掉了很多人。
又如，就是这篇报道里提到的，业绩压力会逼退现有员工。这起事件中的当事者，之所以当初能在城商银行拿到50万的薪金——请注意，那50万其实不能称为年薪，因为年薪是个相对固定的概念，很明显她所领到的这笔钱实际上主要是奖金。
当事者能够在温州等浙江城市这种比较成熟的金融产品消费市场（也就是所谓的红海市场），创造出非常惊人的业绩，拿到高额奖金，这可以证明她的销售能力非常卓绝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正是因为她创造了新的记录，对于她个人来说当年有奖励，但同一家银行在当地的其他网点、销售部门的同事，就会相应受到奖金减少的处置。
她创造的新纪录，就固定下来成为一个标杆，换言之，她本人也好，还是其他人也好，就必须创造一个新纪录，才能继续拿高奖金。
说到底，这是一种很恶心的销售文化，或者说销售制度安排。
因为一家银行在一个城市，尤其是温州这样的成熟市场的存款吸纳能力，贷款所匹配的优质客户，还有理财产品销售，一定主要是取决于银行政策，银行给客户的资产安全信心。就像是前不久才倒闭的美国硅谷银行，创办时间也不算太久，却招引了全球投资者、全美存款人趋之若鹜的追捧，说到底就是此前所营造出的良好业绩回报预期，并不是硅谷银行的业务员能力有多么强。
我国很多行业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引进的销售文化，其实就是鼓吹野心有多大，业绩就有多大，完全不考虑经济环境、行业特性、产品品质，所以日本也好，我国台湾地区也好，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，特别“盛产”那种被人讥讽为大忽悠的销售员，特别流行那种“鸡血”文化。
银行（不管是大行还是城商行）用不断刷新业务指标的方式来逼迫员工“卷”，如前述，这完全是罔顾市场容量、客户心理所给出的严苛设定。银行的各类业务不可能永远无休止地增长，正如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。
上述做法本质上是对员工身心健康的摧残，而且必然催生各种短视甚至是违规违法操作。
之前美国媒体就报道过，美国的富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是因为类似的严苛考核，导致员工纷纷开设假账户、伪造信用卡、重复向客户收费，用虚假的短期业绩蒙混过关，以避免、拖延因业绩不过关而被辞退的命运。
插句题外话，有些学术机构近年来也在引进类似的考核机制，逼迫学者尤其是没有资历优势的年轻学者多出成果。韩国的一些例子已经证明，这种机制非但对于学者尊严会产生致命的腐蚀，并且会因诱发学术不端，最终会反噬学术机构以及所属学科、专业。
而如《钱江晚报》报道中所提到的那样，很多银行现在考核十分严苛，甚至细化到员工叫号之前要举手示意，如果忘记做动作或者动作做慢了，就要被处以罚款。这其实更是毫无必要的，员工到银行是去上班的，不是去公开受刑的。银行考核员工行为的重点，应当放在服务质量之上，比如有无尽到风险提示的责任，有无高效办理业务，有无对客户忽略但可能导致客户利益重大受损的问题进行提醒，而不是鸡毛蒜皮一大堆。
严苛的考核，看似会带来标准化的服务，程式性的微笑，其实员工苦逼不堪，在煎熬跟痛苦之中，他、她有心情去体察客户的需要、顾虑和担忧？
拜托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天天抄日本韩国制造工厂流程规范，照搬用来严管员工的银行高管们，去读一读迪士尼的服务要领。让银行员工感到放松、快乐、有成就感，才可能有高涨的士气，才可能让他、她有足够的同理心去体察客户。
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，这起事件中的当事者很有能力，可以在温州等浙江城市这样的金融消费成熟市场得出高业绩，但她原先所在的银行却最终导致她离职了。我当然相信，这位当事者之后的职业发展，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但银行毕竟发生了人才流失。
那家银行的高管层有没有问责过当事人当时的上司、分行头头？银行的董事会又有没有启动过对管理文化和考核体系的检讨？
